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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自立、自如——一个社会理想的实践                                                    在近代历史中，两位与众不同的人物——中国的梁漱溟和印度的甘地，他们的思想引起了我内心的某种感应，而他们的社会理想未能实现也让我深感遗憾。本文尝试通过对他们失败的分析，引出目前人类生存所面临的问题，并指出实践新理想应走的道路。   一、实践一个社会理想，需要稳定的权力支撑 青年时期参加辛亥革命的梁漱溟，心中是满怀着希望。他相信照搬西洋路数，通过民主立宪是能救中国的。 然而清廷退位，袁世凯当权，解散了国会，临时约法成了一纸空文。更值得深思的是，对此公然践踏民主的行为，民间老百姓竟无阻挡之意，甚至纵容其出现帝制运动。梁漱溟由此顿悟“广大人民根本没有民主要求，所谓宪政徒托空言是不行的……要必先养成国人的政治能力，而建基则在地方自治。” 中国最广大最基层的即是农村，基于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梁漱溟提出了一套系统的乡建救国方案，希望在文化复兴过程中，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乡建运动从1927年开始，至1935年结束。 梁漱溟的乡建运动未能成功，有诸多因素。除去不可避免的历史灾难——日本侵华，代表主流意见的共产党人，批评他未能分清阶级立场。他的乡建干部和农民本身就存在阶级矛盾，而唯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救农民。 果真是这样吗？让我们来看看梁漱溟的反驳：“老中国社会近二千年恒观为散漫和平消极相安之局，而不见有西洋那样凝固的阶级集团斗争。因为散漫，斗争就无从斗起，斗亦斗不出结果来……现实的状况是，旧秩序已被破坏，正在无秩序，并非有一个不平等的秩序。斗争破坏只将中国延滞在纷乱和不进步的状态中，革命反而不得完成。” 如其所言，文革的过失亦在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我们从他的反驳中还可以感到他认真、求实的态度和对社会现实的精准把握，因此他之所以未能成功，必然有更为本质的原因。为梁漱溟作传的美国人艾恺，评价得很中肯，他用了一个形象的类比： 和旧时代的哲人们一样，他把自己作为改良主义者的生涯都花在游说一个又一个地方权臣上了。 如其言，梁漱溟的乡建运动不得不依附于当时的地方势力，而这却注定了他必然会失败。他先是去南方恳请广西将领的支持，后又置身于韩复榘麾下。可是，又有哪个掌权者会一以贯之地帮助梁漱溟实践他的理念呢？梁在后来所著《我致力乡村运动的回忆和反省》一文中说道“惜只进行得七十余县……省当局自违其初衷而失败。” 对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分析，似乎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我却要好奇地问一问：“如果梁漱溟能像毛主席那样，成为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执政者，有能力一以贯之地施行自己的建设计划。那么，他的社会理想——儒家精神的复兴又是否会实现呢？”   二、实践一个社会理想，需要民众的觉悟 抗战胜利后，为了促成国共两党和谈，梁漱溟身为民主同盟秘书长，与国际代表马歇尔将军有过不少接触。梁漱溟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据云，马帅说我很像印度的甘地，且说：‘或者就是中国的甘地吧！’” 我们在艾恺所著《最后的儒家》中，评论梁漱溟在乡建中反对使用武力、主张儒家式的和谐时，说道：“梁漱溟倒像是一个中国版的圣雄；有道德的人必须是一个非暴力的人。” 除了在理念上的接近，他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采取的方法也极为一致，都是尝试“通过刺激居住在地方的农民大众的活力和创造精神，来振兴乡村。” 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引起了我的兴趣，而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恰恰是甘地乃印度的圣雄，国大党的领袖，正是他领导印度人走向独立！ 那么，在甘地的领导下，他的理念——Ahimsa（字面上通常译为“非暴力”），被人们所理解了吗？他的社会理想——建立一个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和睦共处的自由统一国家，最终实现了吗? 1947年，印度从英国的奴役下获得了解放，但同时也被肢解。印度教和穆斯林执着自己的利益，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治。而分治给社会造成极度的混乱，至少1000万人流离失所，群众满怀怨恨和愤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开始了相互仇杀，暴力席卷了整个印度。 而甘地，为印度独立殚精竭虑的老人，眼睁睁看着自己一生的心血被人性的疯狂抹杀得干干净净。他绝食、他祈祷，但黑暗却将他永远地包围。真讽刺，一位终身宣扬非暴力的圣者，被狂热的印度教徒刺杀，理由仅仅是这个老人对穆斯林的过于让步，会使得印度教徒的利益遭到损失。 在这一极端的事实面前所显露出来的，是人的狭隘、愚昧。而甘地实践Ahimsa的理论Satyagraha（大致意思是“坚持真理”），对人的觉悟要求太高了。 尼赫鲁叹道：“甘地所想的始终是个人得救和罪恶，而我们多数人所最关心的却是社会的福利。” 这一点我们在梁漱溟的乡建实践中也可看到，比如在教育农民了解合作社意义的过程中遇到极大困难而最终失败，因为“旧式农民的个人主义却坚持自己的利益”。仅一个合作社就不被理解，更何况儒家道德和甘地的Satyagraha呢？ 可以说，即使梁漱溟成为执政的领袖，他的社会理想也会因广大群众狭隘自私、缺乏觉悟而不得实现，终会和儒家思想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成为一种工具，失去了其内在精神。 那么这一“愚昧”与“觉悟”的矛盾，“灵”与“肉”的冲突，又该怎样才能够被解决呢？很巧合的是，在《读有关圣雄甘地事迹各书》中梁漱溟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甘地）过早地要灵不要肉。所以说过早者，人类前途将有要灵不要肉的一天，却必经过社会革命进入共产社会之后，而极高度的生产工业化，实为共产社会的前提条件。因为必得社会生产上的体力劳动减至低度，而后人乃免于‘肉’的牵掣而萃于‘灵’一方面也。”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开始富裕起来，而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早已焕然一新，让我们试看“极高度的生产工业化”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它的趋势是否是指向人类的进步呢？   三、新时代，新理想 观察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主要从时代中人的向往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两方面入手。 就我所看到的而言，个人的理想、抱负，已然大众化且功利性极强。人人争先恐后地去做出类拔萃者，却不见有人敢站出来实践自己的与众不同。个人所掌握的知识技能虽增多了，但只专不红，内在的道德热情，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人与人的关系也越来越流于粗浅和易散。如果说知己、知音的存在和需求是人类交往灵性的体现，那么今此时代，这种形式和需求已然“濒临绝种”，人与人的关系已经被物质化了。 从这两方面看来，当下虽有了物质基础，但人却反而远离了他的“灵”。极高的工业化生产，给人类生存状况带来的变化，是否存在负面影响呢？有，又是从何而来呢？ 想想过去的人，他们的生活是连续的，行为是顺乎自然的，与环境是和谐一体的。 近一百年来，人的生活方式，（从他所处的环境开始）发生了巨变。 人所处的环境由原先的平静，变得不稳定，人与环境也由相互一体变得相互分离。人们习惯了对随随便便离开的环境，取全然无所谓的态度，甚至连家也不再值得依恋。环境变得非精神化，被分离出去的人也丧失了归属感。 不停变化着的环境，使人不断地重新开始，这样人也就没有了历史，生活已体验不到连续感。任何时刻对他来说，即使起点又是终点。年龄的界限已然模糊，无法体验年轻的活力，却时时感受着衰老。时间对他来说，已然失真。 过去，人的行为总是作用于与他精神相一致的环境。而今，小环境变大了，人成为一架大机器中的零件。他的行为只在体现一种功能时才被认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多余的价值和意义。人想要找寻自我的价值、舒展自我的意识，困难！ … Continue reading →

Since I’ve known you,I feel like I’m living in a whole new world,and everything we do together is exerciting….. The more time I spent with you,the more I want to find about you–how you think,how you feel,what your dreams are… … Continue reading →